(这是我另一部作品衍生的前世模拟，因为这一篇太多的，所以独立的出来，还有几篇会独立出来的。)“对不起，阿尔丹无法陪你走到……”，从下方传来。她低下头，看见那双总是过于清醒、映着数据和策略的红瞳，此刻有些涣散。“没关系。”阿尔丹听见自已的声音，平静得连自已都有些意外。她拢了拢手臂，让怀里的人靠得更妥帖些。“我会一直陪你的。”，像是按下了某个开关。她看见星辉——或者说，星雨桐——睫毛颤了颤，然后缓缓地，闭上了眼睛。那紧绷的肩线，那总是因为思考或防备而微蹙的眉心，一点一点，松懈下来。呼吸变得又慢又浅。，她在看。看那些只剩下碎片的光景。，不过我一开始的时候叫做星河。
五岁前的记忆，是土的味道。

带着矿石碎屑、草根汁液和远方风雨气息的土壤。父亲总蹲在地上，用指腹**土粒说：“……你看，这片地底下有故事。”母亲会在旁边摊开地图，用铅笔圈出我们今晚要扎营的地方。

我们家的房子在卡车上。不，更准确地说，我们家的房子是帐篷、是睡袋、是父母背着我走过的一条条山脉河谷。他们是华夏的地质勘探队员，这是干什么？差不多忘。

“等这次项目结束，我们就回来住三个月。”母亲帮我扎辫子时说，黑发在她指间分成三股

“送你去***，学画画。”

那年春天我们在云南哀牢山。雨季前的风带着热带植物的稠腻香气，勘探队临时营地扎在半山腰的平缓处。那天父母要跟队进一个刚发现的溶洞采样，队长王教授拍拍我的头：“小星跟炊事班王阿姨玩，晚***妈带钟*石回来给你。”

我点头，看他们背起装备消失在晨雾笼罩的山林里。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们的背影。

后来记得我在营地边缘追一只蓝翅膀的蝴蝶，记得几个自称是“山下寨子来送菜”的男人笑着给我糖。

然后是一段颠簸的黑暗。麻袋的气味，柴油味，成年男人汗湿的腋下的酸味。我在震动中醒来，发现自已蜷在卡车货厢的角落，周围堆着麻袋，隐约能听见前面驾驶室传来方言浓重的谈笑声。

父母教过我遇到这些该怎么办。但他们没教过我，如果危险来自同类。

我没有哭。母亲说过，在野外哭会消耗体力，而体力就是生命。我静静躺着，等卡车停下，等男人们下车抽烟。他们解开麻袋口时，我像只受惊的野猫一样窜出去，钻进路边的灌木丛。

身后是叫骂声和追赶的脚步声。我拼命跑，树枝刮破脸颊和手臂，脚下的落叶层软得让人使不上力。我不知道方向，只朝着坡度向下的地方冲——父母教过，迷路时往低处走更容易找到水源和人家。

但我找到的不是人家，而是一条浑浊的江，和江边破旧的水泥码头。码头上停着几艘锈迹斑斑的铁船，其中一艘正在卸货，铁板晃悠悠地搭在岸上。

我躲在一堆废弃轮胎后面，听见追赶声渐近。情急之下，我爬上了那艘船的跳板，溜进散发着鱼腥味和机油味的船舱。角落堆着渔网和空木箱，我蜷进木箱后面的阴影里，用一张破帆布盖住自已。

引擎发动时，我透过船舱缝隙看见码头渐渐远去。那几个男人站在岸边四处张望，最后骂骂咧咧地转身离开。

我以为船会在江上某个地方靠岸。但它没有。它顺江入海，在海上航行了不知道多少天。

期间有船员发现过我一次，那是个满脸皱纹的老船员，他用我听不懂的语言说了些什么，叹了口气，分给我半块干硬的饼和一点水，指了指角落里更隐蔽的地方，示意我藏好。

偷渡船。很久以后我才明白这个词的意思。

当时我只知道，当我再次踏上陆地时，周围的文字、招牌、人们说的话，全都变了模样。

这里是**。我不知道具体是哪里，只知道这是个与哀牢山、与云南、与华夏截然不同的地方。老船员把我留在某个港口小镇的街角，指了指远处一栋有围墙的建筑，然后匆匆离开。

那是个孤儿院，门口的牌子上写着“圣光儿童之家”。修女看见我时露出惊讶的表情，用日语问了我很多问题。但我一个字都不懂也听不懂。

“我叫星雨桐……”

不过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们把我叫为星河算了，就这么来吧。

在孤儿院里，我听不懂其他孩子的聊天，看不懂电视里的动画片，甚至连食堂阿姨喊吃饭都反应迟钝。

最初的几个月，我像个幽灵一样在走廊和院子里飘荡，白天拼命记假名和单词，晚上缩在被窝里对着那块玛瑙碎块无声地说话。

“爸爸，今天学会了‘ありがとう’（谢谢）。”

“妈妈，这里的饭有鱼，我不喜欢吃生的。”

孤儿院不是童话书里那种温暖的地方。这里有抱团的小团体，有欺凌，有争夺。因为我语言不通、反应慢、总是埋头看书，很快成了被取笑的对象。他们给我起外号“ちんぷんかんぷん”（莫名其妙的人），在我经过时故意大声说话然后哄笑。

我试过温和的方式。微笑、帮忙、分享修女偶尔给我的糖果。但善意有时在孩子的丛林里被解读为软弱。某个秋日下午，我在洗手间听见几个孩子在门外议论。

“那个华夏来的，整天装乖。”

“听说她爸妈死了才被扔到这里。”

“真晦气，修女还总夸她聪明。”

水龙头的水哗哗流着，我看着镜子里自已黑色的眼睛。忽然想起父亲教过我的一件事——在野外如果遇到狼群示弱只会被攻击，你要让自已看起来比实际强大。

我没有哭，也没有去找修女。我走出洗手间，平静地走到那几个孩子面前。她们大概八九岁，比我高半个头。

“我听见了。”我用还生硬的日语说，“你们说我坏话。”

领头的女孩叫美穗，她嗤笑：“听见又怎样？你听得懂吗？”

我没有回答，转身走向院子。她们嬉笑着跟过来，以为我要逃跑。但我走向工具棚，拿出了平时园丁松土用的小铲子。然后在她们困惑的目光中，我开始挖坑。

不是随便挖挖，而是像父亲教我的那样——选土质相对松软的地方，估算深度，把挖出的土整齐地堆在一旁。孩子们围过来看热闹，美穗抱着胳膊：“你挖洞干嘛？想把自已埋了？”

坑挖到齐腰深时，我停下，爬出来，拍了拍手上的土。然后我看向美穗。

“你，”我说，“过来。”

“凭什么——”她话没说完，我抓住她的手腕。那瞬间爆发出的力气让所有人都愣住了。也许是在山里长大的孩子骨子里的力量，也许是被逼到绝境的反弹。我把她拉到坑边，在她反应过来前，轻轻一推。

美穗尖叫着跌进坑里。坑不深，她站起来时泥土只到她大腿。但那种被束缚、被禁锢的恐惧让她瞬间崩溃，大哭起来。

“你干什么！救命！救命啊！”

我又看向其他几个孩子。她们脸色发白，一步步后退。我平静地说：“谁再说我坏话，下次就埋更深一点。听明白了吗？”

那是“女魔头”称号的开始。

修女们自然把我叫去谈话。院长是个严肃的**老**，她透过眼镜片盯着我：“暴力不能解决问题，星河姐妹。”

我垂着眼帘：“她们先伤害我的。”

“你可以告诉老师。”

“告诉老师，她们会停止吗？”我抬起眼睛，“院长，在野外，示弱的动物会被吃掉。我只是……不想被吃掉。”

院长沉默了很久，最后说：“从下周开始，你去区立小学上课。你的日语已经足够跟上了。”

那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。学校是个***，这里没人知道我的过去，我可以只是星河——一个插班生，成绩很好，有点安静，仅此而已。

我拼命学习，因为除了学习我不知道还能抓住什么。

国语、算术、社会、理科……我像一块干涸的海绵吸收所有知识。成绩单上的优越来越多，但每次家长会，我的座位永远是空的。

老师们偶尔会问：“星河同学，你家人呢？”

“我没有家人。”我这样回答。

“那监护人是？”

“孤儿院。”

对话通常到此为止。他们眼中会闪过同情，然后转移话题。